【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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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證據尋柴窯

陳逸民 陳鶯

關于柴窯窯址的研究，我們已經介紹了各種說法，最為有名的就是柴窯即為耀州窯一說，和柴窯為河南鄭州地區一說。

前者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了相關會議，有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坐鎮；后者在鄭州地區的新密發現了唐宋窯址，出土了類似柴窯的瓷片。

柴窯究竟在哪里？

柴窯有古代文獻的記載，卻沒有實物的傳世。它究竟是文獻的錯誤還是實物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國古代文獻中，從未記載過唐三彩的存在，但在1905年，當隴海鐵路修建至河南邙山時，出土了不少唐三彩的陶器，雖然當時有人因為出土物的不吉利而毀之，但它確證了這個從未被古代文獻記載的唐三彩的真實可靠。這是古代實物作為證據的真實事例。

西方學者曾經一直否定我國的上古歷史。他們認為我國的上古史，應該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開始，只有在商代甲骨文的大量出土后，他們才啞口無言，承認我國商代的歷史為信史，但依然頑固地否定我國夏代歷史的真實性。他們不承認我國古代文獻記載的三皇五帝的真實性，謬稱這是神話般的記敘而非信史，卻對荷馬史詩情有獨鐘，認為這是真實的歷史而去尋找特洛伊城。這種雙標的史學研究，還在一部分中國學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打破這種史學觀，我們就不能真正地客觀地研究我國的上古史。同樣，在五代柴窯的研究中，我們也應該正確地看待我國的古代文獻，要用文化自信的史學觀來指導柴窯及其瓷器的研究，我們才能尋找柴窯尋找柴窯瓷器。

我國著名的神話學家葉舒憲先生在研究我國早期神話和上古文明時就總結了“四重證據法”，其內涵為“一重證據指傳世文獻。……二重證據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國維當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來出土的大批竹簡帛書。……三重證據指民俗學、民族學所提供的相關參照材料，包括口傳的神話傳說，活態的民俗禮儀、祭祀象征等。四重證據則專指考古發掘出的或者傳世的遠古實物及圖像。”

柴窯當然有傳世文獻證實它的存在。每一個研究柴窯或者說對中國陶瓷史有著深刻了解的陶瓷學者或者說愛好者，都熟透曹昭的《格古要論》。這部洪武20年（公元1387年）的《格古要論》，其中的《古窯器論》中說：柴窯“出北地，世傳柴世宗姓時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足粗黃土，近世少見。”曹昭在中國陶瓷史上第一次把柴窯推到世人面前，他把柴窯的地望、年代、釉色、胎土和開片及其珍貴程度，用短短數語作了介紹。雖然《格古要論》的成書年代離周世宗已經有420年左右，但它依然不失為研究柴窯及其瓷器的第一重證據，即“傳世文獻”。

想想西方的《荷馬史詩》，其中的《伊得亞特》部分寫的是公元前12世紀的希臘攻打特洛伊城的事情，而荷馬史詩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我們如今所看到的《荷馬史詩》，是公元前3至2世紀由亞力山大里亞的學者們編訂過的作品。這種相差600年至800年的帶有文學色彩的“傳世文獻”，尚且被西方學者作為信史研究，更何況我國明代的這部《格古要論》離開它所記載的年代只有400年左右，這樣的傳世文獻，完全可以作為研究者的第一重證據。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究竟有多少記載“柴窯”的出處呢？我們要感謝熊廖和熊微父子倆的貢獻，在他們編注的《中國陶瓷古籍集成》[2]中，一共有17處相關的記載。除了熟知的《格古要論》外，我們選擇幾篇供讀者們研究。

柴窯最貴：窯器柴窯最貴，世不一見。聞其制：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磐，未知然否？[3]

柴窯：五代周顯德初所燒，出北地河南之鄭州。其地本宜于陶，以世宗姓柴故名。然當時亦稱御窯，入宋以柴窯別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媚，有細紋，制精色異，為古來諸窯之冠，但足多粗黃土耳。

唐氏《肆考》云：柴窯起于汴，相傳當日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云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今論窯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殘器碎片，制為冠飾、絳環、玩具，亦足珍貴。世會柴瓷片，寶瑩射目，光可卻矢。寶瑩則有之，卻矢未必然，蓋難得而重言之也。[4]

柴窯：周武德年間，寶庫火玻璃、瑪瑙諸金石，燒結一處，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響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5]

柴窯：五代周顯德時的燒造。其產地在今之河南鄭州，以世宗姓柴故名。原為當時之御窯，入宋以后，始以柴窯名之也。其瓷釉色，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秀媚，中有細紋。制作精良，為古來諸窯之冠。足有黃土質，蓋昔時入窯裝匣，尚未知，承以渣餅之所致歟。其雨過天青一色，今日鎮瓷，猶多仿效者。據唐氏《肆考》云：“相傳當日臣下請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晴云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可謂韻事也已。柴窯之瓷。今不可見，得其殘器碎片，制為冠飾滌環，亦足珍貴，可知其價值也。”[6]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閱熊氏父子的《中國陶瓷古籍集成》這部著作中其余的關于柴窯的古代文獻。

在我們選載的4處古代文獻以及其他13處記載中，可以看出，稍后的記載都出自于《格古要論》，但又有所補充。它對于我們研究柴窯的地望、釉色、器型、開片、胎色、光澤、音質以及市場價值，是完全可以作為參考的！把這些古代文獻的記載作為第一重證據，去尋找柴窯瓷器及其窯址，是柴窯研究的基本功。離開這些古代文獻，忽視這些第一重證據，柴窯的研究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我們和歷代陶瓷學者一樣，都相信我國古代文獻的可靠性，以它為第一重證據，去探索柴窯的存在。

日本人對中如云就是以這個第一重證據，來研究他手中的瓷器，從而得出他收藏的天青色瓷觚是柴窯瓷器的結論。當然，他是以《格古要論》中的12字“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磐”作為第一重證據來判斷他所收藏的那件天青色瓷觚，再做成分分析和年代測試，從而得出這是一件五代柴窯瓷器的結論。我們不評判對中如云先生的這件觚是否是到代的柴窯瓷器，我們認為他把側重點放在了12字上，借用第一重證據的古代文獻12字來評判自己收藏的瓷觚的真偽。

而中國的研究者往往從地望著手，試圖通過窯址的尋找來研究柴窯及柴窯瓷器。

曹昭最早在《格古要論》中說了“柴窯出北地”，但沒有說明具體的地名，即沒有“河南鄭州”四個字。而同時代的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論》中，多出了“河南鄭州”四個字。而后續的《古窯考》、《南窯筆記》和《景德鎮陶業紀事》都從王佐之說，認為北地就是指的河南鄭州。

在討論“北地”兩字的地望時，首先應該搞清楚此兩字究竟是指的地名還是指的方位？

如果“北地”兩字指的是地名，事情就比較好解決了。我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北地郡”的地名，它最早建于秦昭襄王36年（公元前271年），歷經秦、西漢和東漢，郡名才逐漸廢棄。其轄地和郡治雖然多有變遷，但基本在今甘肅、寧夏和陜西的交界范圍內。而在這個區域內，著名的窯場的確只有耀州窯才相匹配。但耀州窯生產的瓷器，不論多么精致，其瓷胎無論如何達不到“薄如紙”的境地，這是陶瓷研究者和愛好者都知道的基本常識；況且耀州窯瓷器多劃花、剔花、刻花、印花、貼花工藝，而古代文獻中對柴窯的介紹中未見此類評說；耀州窯瓷器的釉色一般藍中偏黃或者偏綠，再好的耀州窯精品也不見天青色的釉色。所有這些都說明耀州窯的瓷器和古代文獻中關于柴窯的記載有著明顯的差異。根本和“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窯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與文獻中有關柴窯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的觀點大相徑庭。宋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說道：“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余姚秘色也。然極粗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7]詩人陸游在這里指出，耀州窯瓷器的釉色類越窯瓷器，且粗樸不佳，只能在飯店中使用，這哪里和柴窯12字評語相匹配？我們把上海博物館100件精品中的第91件圖示如3，選出這件耀州窯瓷器梅瓶作為上海博物館100件精品中的一件，足見其應該是被上海博物館研究人員認為是一件值得稱道的耀州窯瓷器精品，但是，無論是它的釉色還是它胎體的厚度以及表面的花卉工藝，都和古代文獻柴窯的12字描述毫無共同之處，首先薄如紙就不相吻合，更何況其他的評述。

宋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梅瓶

終上所述，耀州窯不可能是傳說中的柴窯，也就是說，把北地作為地名來尋找它的屬的窯口，恐怕不能服眾。所以，所謂“北地”，不是地名，而應該是方位！

既然“北地”是指方位，也就是靠北的地方，那么眾多古代文獻中的“鄭州”，就不是無的放矢了。我們前面說過，在鄭州下屬的新密市牛店鎮月臺村有個自然村叫“柴窯村”，那里發現了唐宋瓷片、殘器和窯址，因此，當地樹立了一塊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上刻有“柴窯”2字，但據微信名為“河洛仙子”的朋友告訴我，此塊石碑，已經更換，下圖所示的是新立的石碑，上面的文字是“月臺瓷窯遺址”。多么謹慎，柴窯的研究就應該小心翼翼。

新密市新立的碑

石碑換了，并不等于說，鄭州的學者或者陶瓷愛好者否定了新密發現柴窯遺址的說法，他們可能在等待更為廣泛的發掘和更多出土實物的出現。不管怎么說，月臺村是出土了唐宋的瓷器遺物并發現了窯址，也許往后的發掘會帶來更多的驚喜。

反正鄭州在方位上被稱為“北地”沒有大的問題。

我國的南北之分，有個約定成俗的說法。往往以一條大河作為南北之分的界限，這條大河就是長江。長江以北就被稱之為北方，當然也有以淮河為南北之分的界河，這可能和宋金的界河以淮河為準有關。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設想，古代文獻中把柴窯的方位歸之為“北地”，是否也和一條大河有關。我們能否找到這條大河呢？這當然是邏輯推理的結論，邏輯推理不能成為柴窯發現的依據！但發散性的思維能夠幫助我們作出有效的判斷。

葉舒憲先生提出的四重證據法中的第四重證據是“四重證據則專指考古發掘出的或者傳世的遠古實物及圖像。”[8]

蒼天不負有心人，以王少天先生為首的洛陽柴窯研究團隊，終于在一條大河的北面找到了疑似柴窯的遺址。這條大河就是北汝河。

2017年9月15日，經過多次尋覓，也許是在瓷器古玩商的幫助下，他們終于在河南平頂山的郟縣發現了大量的瓷片、殘器、匣缽殘器、模具和輔具遺存。王少天先生在2023年10月召開的“2023平頂山五代后周御制柴窯研討會”上發表了他的論文《柴窯的發現和出北地考證》，在會議召開的同時，洛陽團隊把他們所采集的疑似柴窯的瓷片、殘器和窯具作了展示。下圖依次是會議上展示的瓷片和殘器、當時展示的匣缽和連粘的殘器、疑似柴窯的火照。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展示的瓷片、匣缽和火照，和古代文獻中描述的柴窯基本一致。它和文獻中的12字可以互相匹配，當然，這些瓷片、殘器和火照不能敲擊，不能讓人體會聲如磬的音韻。好在會議當場，用一個完整的疑似柴窯盆做了打擊試驗，其音質確如磬聲。

瓷片和殘器

匣缽和殘器

火照

因此說，這些類似柴窯的器物，是可以相信的出土遺存。其采集地所在的這個遺址也許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柴窯窯址。

也就是說，民間的研究團隊已經用出土的實物這種第四重證據和古代文獻作為第一重證據記載的文字的一致性，進一步證明了柴窯的實際存在和“北地”的方位性。這個遺址就在郟縣，在北汝河之北的安良鎮。

王少天先生在論文中還指出，“郟縣在明代以前區劃屬于汝州，以流經汝州的北汝河為界，郟縣屬于北汝河之北的汝州北地。特別是柴窯疑似遺址的安良鎮在郟縣至今仍被稱之為北地”。[9]

在會上，王少天先生介紹了他們走訪當地民眾，得到了不少相關的信息，而安良鎮至今仍被稱為“北地”的信息就是當地老鄉的告知。這是第三重證據，即“三重證據指民俗學、民族學所提供的相關參照材料，包括口傳的神話傳說，活態的民俗禮儀、祭祀象征等。”，所以，第一、第三和第四重證據都把柴窯遺址指向了郟縣安良鎮。

我們前面說過，2023年平頂山會議去安良鎮考察的時間已經傍晚，雖然在北汝河的支流藍河邊的兩個村莊邊，王少天先生為與會者指示方向。可惜的是，夜探疑似柴窯遺址，當然一無所獲。但2021年第一次洛陽會議時，因為白天，會議參與者大有所獲。下圖是由張錫銀先生所攝的照片，與會者大多低頭尋找瓷片，葉文程先生也在現場踏勘中。這位中國陶瓷界的泰斗，在90多歲高齡時還和民間收藏愛好者一起，奔赴郟縣安良鎮，這種重視實踐重視田野重視證據的科學精神，是我輩陶瓷學人的楷模！現場的采集，使得證據越來越接近柴窯的謎底。

低頭是尋找瓷片的基本功

會議參與者現場撿到了一枚疑似柴窯的瓷片

現在，還剩第二重證據需要研究者提供，以使柴窯的確定有個完整的證據鏈。所謂的第二重證據，誠如斯言“二重證據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如果有這樣的文字材料，那么柴窯的發現和確定就越來越接近真相。

平頂山會議展出了一些帶款的瓷片，如下圖所示，展出時沒有說明這些帶款的瓷片或殘器，究竟是購自于收藏市場還是采集于疑似的遺址，若是后者，那么，四重證據就全了！采集于遺址的瓷片底款當然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誠如是，在柴窯遺址的尋覓過程中，民間的研究團隊已經把四重證據全部找到。

顯德元年款

柴字款

那么，即使民間的研究團隊完全收集了四重證據，是否可以斷定郟縣的安良鎮就是柴窯的遺址呢？恐怕還是不能做此結論。因為這些遺物必竟只是采集物，而非正規的考古發掘器。但民間研究團隊的努力，確確實實為柴窯遺址的發現和確定邁開了結實的步伐。

這個在北汝河之北現在還被當地人稱之為“北地”的安良鎮，為什么極有可能是傳說中的柴窯遺址呢？

首先，安良鎮有著極為濃郁的文化傳承。早在先秦時期，《詩經?國風?周南?汝墳》就記載了這里，詩名《汝墳》寫道：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赪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這里的“墳”作河的大堤解。當時的汝河就有人工的大堤護圍，可見文明的程度，《詩經》也詩詠之；

第二，疑似柴窯遺址發現在北汝河的支流藍河河邊，古時的窯址一般都在河邊，這完全是工藝和運輸的需要；

第三，安良鎮不僅發現了8000年之前的裴李崗文化遺址，而且，郟縣現在已經完全考證的古代窯址就有“郟縣窯”和“黃道窯”，這些自唐開始的古代窯址，說明了郟縣當地燒瓷材料的豐富和瓷業的繁榮。

第四，據微信名為“伏牛山魂”的朋友告訴我，經他數十年的尋覓和研究，在安良鎮的某處，發現了綠松石礦。而綠松石是燒制柴窯瓷器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第五，安良鎮現在還被當地民眾稱之為“北地”。

如此，文化傳承、資源豐富、窯場集中，運輸方便，技術力量雄厚，民俗習慣使郟縣安良鎮成為一個理想的瓷窯燒造地，何況，這里就在京畿附近，后周政權選擇此處作為御窯選址，應該是恰如其分。而它的影響恐怕不止安良一處。要知道，鄭州新密市距郟縣的直線距離只有100公里左右。因此，完全可能兩地的窯工互通有無，共同燒造類似的瓷器。

四重證據找柴窯，我們等待著國家相關部門的考古發掘。

柴窯，你究竟在哪里！？

參考文獻

[1]楊驪、葉舒憲編著，《四重證據法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27～28頁。

[2]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3]選自昭代叢書，《長物志》卷7，轉載自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220頁。（這里的“昭”疑為“明”之誤）

[4] 《古窯考》，轉載自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524頁。

[5]佚名《南窯筆記》，轉載自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652頁。

[6] 《景德鎮陶業紀事·中國著名古窯之歷史》，轉載自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727～728頁。

[7]轉引自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172頁。

[8]楊驪、葉舒憲編著，《四重證據法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27～28頁。

[9]引自王少天先生的論文。

編輯：楊俊康

統籌：莊洪海

校對：曾愛兵

審核：蔚力